《中国慈善家》2019年8月刊，记者：杨百会。
2009年创立NGO2.0 时，王瑾未曾想过，这一机 构会生存十年之久。
当年她只有“一腔情怀”,想法也很简单，就 是“面向中西部草根机构，做互联网社会化媒体培 训”,十年后，这家公益支持机构已服务全国超过 1600家社会组织，其中大多为草根组织——赋能草 根，是王瑾刻意为之，是她的性格和价值观使然。
王瑾1950年生于台湾，小学时代在台北一所私 立学校度过。同学都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而她的 父母只是经商的，没有社会地位。两人于1949年只身 赴台，“经历了1950和1960年代的苦日子”。
她在那所学校待了6年，“受够了气”。“老师欺 负我，同学也欺负我，就很自卑，觉得自己哪儿不 对。”她认为将她送到那所学校读书，是父母犯下的 一个错误，所以当他们希望她能接着在那所学校把 初中念下去时，她“打死都不念了”。后来，她选择 了一所平民化的中学，之后考入台湾大学，1973年来 到美国读研。有一次在麻州大学“新马克思主义”的 课堂上，她突然意识到，“小时候的经历其实就是阶 级(问题)造成的”。
王瑾觉得，阶级斗争、阶级利益这些书本上 的概念，在她身上真实地发生过，潜移默化中塑造 了她强烈的阶级意识与阶级同情观——扶弱济困，“(这导致)我跟从台湾出来的同龄人的意识形态 不太一样”。“所以阶级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骨子里的， 你不必跟我理论，我当然会同情弱者。”她说。
因为这个，她和人置过气。2009年刚创立机构 时，她去拜访一位公益人士，希望能获得资助。那位 人士对于王瑾要培育草根组织的做法嗤之以鼻，不 明白为什么她这位MIT 的“精英”要聚焦“中西部那 些人”,他说，如果换做他，他只会培养行业内“最 棒的精英”。“他是做生意的，不明白做教育的。”王瑾说。
在王瑾看来，真正的教育是“有教无类”,而且 中西部草根是“中国真正的力量”。她时常对美国的 朋友说：“还好这10年我(通过)做这个事情，认识 了那么多中西部有志气有志向的男男女女，否则我 会对大陆的年轻人很失望。”她在海外看到的报道 通常都在批评“(中国)年轻人怎么怎么自私，80后 90后怎么不关心国家大事”,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 市的很多年轻人，“都去创业了”。“他们(中西部草根公益组织的年轻公益人) 是不同的，他们很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的。”
她反对商业至上的单一思维，认为“任何圈子 都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生态圈”。“圈子里有强者，也 要有弱者，就像池塘里，不能都是鲸鱼吧?”她认同 敦和基金会理事长陈越光的观点，“一片森林要有 树木也要有草地”。“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在铺草地。”王瑾说， “(NGO2.0) 是平台的思维，而不是产品的思维。”
反精英主义
与现在“非常理性地在做公益”不同，十年前，王瑾更多地是带着一腔批判西方精英主义的情怀 而创立的机构。
王瑾曾在杜克大学亚非语言与文学系执教16 年，从事“文化研究”的教学研究工作。“文化研究” 起源于1950年代的英国，也被视作新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流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霸权、抵抗、链 接弱势群体的能动性一直是其关键词，1990年后逐 渐成为一个国际性研究领域。杜克大学为这个领域 的权威，拥有诸多颇负盛名的“文化研究”理论家， 2000年左右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大本营”。
但当时身在学术群山之中的王瑾却发现，这些 学院派只会空谈，“完全是在抽象地批判社会，我看 不到他们的实践。”而且，“这个流派有一个特征， 就是特别精英。”
王瑾认为，这与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是相悖的。 “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和批判权力的起源、制造和 再复制，关注社会公正，“所以理论跟(他们的)实 践之间有很大的脱节。”这导致王瑾“非常厌倦这一 套话语体系”。
“骨子里反精英主义”的她最后选择了离开。 2001年，王瑾来到MIT, 创立“新媒体行动实验 室”,追逐她“实践”的理想。
至今，王瑾的这个选择依然不被同事理解，包 括前同事和现同事。“你为什么要离开文化研究的 重镇杜克大学?你不会后悔吗?他们总会问。”在 美国人的印象里，杜克是一所优秀的人文大学，而 MIT 却是一所科技范儿十足的大学，与王瑾的人文 研究领域相去甚远。
但王瑾的理由是，MIT 主张学以致用，与她的 精神相符。“麻省理工的一个口号就是手脑并用”, 而且她认定21世纪是科技和新媒体的时代，而MIT 人正在互联网精神的感召下成长着。所以对于离开 杜克大学这件事，她“完全没有后悔”。
而促使她回到中国创立一家公益机构的导火 索则是对CC 协议的批判和不满。CC 协议即“知识 共享(Creative Commons,一般简称CC)”, 由 劳 伦 斯 ·莱斯格于200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创立，其目标 为帮助自媒体人在线分享原创作品。CC 的机制意在 保护web2.0 时代网络世界中的原创作品有机会被更 多人分享和再创造，后发展成为一个倡导全球内容 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2006年，该协议被引进中国大 陆，王瑾担任CC 中国大陆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王瑾看来，对于当时自媒体还处于发展初期 的中国来说，CC 的意义还不大，只能服务于小范围精英阶层。
“CC有一个盲点，没想到数字鸿沟的问题，没想 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王瑾说，“发展中国家的边缘 群体虽然有了网络，但不知道如何在社会化媒体的生 态里做自媒体。它(CC) 所服务的是网络精英，网络 精英关心的是版权归属这类的问题，而草根们关心的 是做什么内容、怎么做内容，CC 协议背后的那一套知 识产权的说法对他们来说是极端奢侈的。”
对 于CC 的批判促使王瑾开始行动，“必须要把 web2.0 的理念带到中国来(web2.0 强调的是开放、 共享、个体的能动性、去中心化的思维与实践，是穷 人的传播工具)”。她选择了NGO 作为切入点，因为 她认为二者精神同源——赋能草根可以改变社会。
此前，王瑾和持同样观点的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周荣庭有过交流，2009年4月，二人正式发 起“公益组织2.0:平台建设与培训项目”,英文简称 NGO2.0 。2014 年，该机构在深圳注册为民非，全称 “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NGO2.0一名，一是呼应web2.0, 另外，王瑾 理解的2.0是“互联网技术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它解放了1.0时代的自上到下、 一对多的精英传播 机制，代表的是一种不断超越的思维方式。“有人 说你十年前是2.0,那么现在是3.0、4.0?”她觉得 这种问题没意思，十年前NGO2.0 的理念是ICT for good, 现在则是design for good,之后会是data for good 、AI for good等等，“技术在变，for good不 变，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不变。”
真正的MIT 人
简单说来，NGO2.0 就 是 用ICT 做 公 益(I 即 information, 互联网信息；C 代 表communication,
传播；T 是 technology, 技术),这种方式可以简称 为“技术公益”,王瑾团队试图通过技术打破公益 生态圈话语权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困境。
机构初创的2009年，国内公益刚刚起步，互联 网也还处于门户网站的1.0时代，微博第二年才出 现，公益互联网化更是一片沙漠。王瑾当时就提出， 公益组织要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筹款，实现 “借船出海”。
为此其团队开发了“社会化媒体传播培训”项 目，致力于为公益机构做互联网传播的能力建设培 训，现在该项目已成为NGO2.0 的旗舰项目，着重体 现ICT 中IC 的内容。
“当时她所做的事情，国内99.9%的人都不理解。”NGO2.0 执行主任张强说。在科技向善，互联 网公益已成为共识的今天回头去看，王瑾用互联网 技术赋能公益的理念无疑具有前瞻性。
此外，在IC 端，团队还开发了公益地图平台和公 益组织评级数据库，开展新媒体工作坊，推出了2.0 公益工具箱等项目。
但在T 端 ，NGO2.0 始终没有推出有影响力的项 目，直到“未来村庄”项目的出现。
“未来村庄”背后的工作理念是Fab Lab( 创 客自造实验室)。这是一种于2001年由MIT Media Lab 的几个实验室共同发展出来的一套有全球属 性的DIY实践模式。每个fab lab 都是一个小规模的 workshop, 提供数字制造、设计和生产，拥有3D建 模的工具、3D打印机和感应器的各种模型。
传统科技创新项目一般会以科研人员为主体、 实验室为载体，以技术发展为导向；而Fab Lab是以 直接用户为主体、非物理的实验室为载体，以社会 发展为导向，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实践。
王瑾认为，Fab Lab最吸引人的地方有两点：一 是全球属性，当使用者借助这个创新模式的时候， 便已经成为全球知识共享社区的一分子；第二，这 个模式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一个个小工作坊，用户协同设计为导向的思维，所以针对性很强，因地 制宜，适合像中国这样各种不同的地理文化并存的 国家。”王瑾说，“Fab Lab模式给个人赋权，给草根 社区授权，激发个人跟社区互动的创新能量。它最 重视的是过程，在与村民协同的语境下进行，至于 产品本身，反倒没那么重要。”
王瑾对这种思维模式非常认可，她决定应 用Fab Lab模式，再辅以hackathon 的思维模式 (hack+marathon, 编程和马拉松的合成词，意指多 个程序员聚在一起合作编程，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 何限制和方向),推出“未来村庄项目”。
此 前 ，hackathon 已 被NGO2.0 以举办“公益技 术马拉松”的形式应用到公益实践中去，从2003年 起，至今已举办7届。今年6月1日~2日举办的第7届 hackathon, 以科尔沁治沙为主题，协助吉林省通 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传播草原可持续治沙理念。 MIT、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 美术学院、SAP 、开源社、北京奇点公益、嘉兴乐玩、 房车天下等机构的三十多位创客参加了此次活动， 两天里产生了4个可执行方案，其中“大地艺术”提 出的方案是在已圈地育草的科尔沁草原上创造视觉 艺术，获得最高票。王瑾本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方案，“因为那个东西的宣传点是很大的，爆发式的。”
Hackathon 是未来村庄项目落地的第一步，通过 这种方式与备选村庄进行接触，建立信任关系；然后 通过田野调查融入村庄实践；最后进行模式复制。
“未来村庄”也意味着王瑾用一种底层创新的 别样方式，介入国家精准扶贫的大战略。这个项目也 符合她这位“真正的MIT 人”(MIT 一位院长评语)一 贯的价值观和技术可以改变社会的信念。
在“未来村庄”项目里，Fab Lab更强调发挥村庄 和村民的主体地位，挖掘村庄和村民的需求，由村庄 和村民提出具体的问题，与政府、工程师、设计师等 外部资源，通过开放合作与协同创新的方式探索解 决方案，将“输血式”扶贫转化为“造血式”扶贫。
开源精神
在国内，Fab Lab模式已有案例。2017年底，国 内第一家加入Fab Lab全球网络的机构——深圳开 放创新实验室选择深圳附近的一个村子新光村进行 了相关实践。这家机构也是NGO2.0 的合作伙伴。
王瑾注意到，在新光村，实验室团队不仅教授 村民们做木工活，改良蔬菜种植技术和饲养技术， 还面向全球创客征集方案，重新设计利用新光村的 老建筑。另外，他们还为新光村创造了两个重要的 硬件产出：水下机器人和智能蜂窝。水下机器人能够 用来检测当地鱼塘的水质，清理地下水、观察水下生 物，在帮助当地渔业发展的同时维护村落的生态环 境。而智能蜂巢则可以帮助蜂农监测蜜蜂的活动情 况与生存环境，增加蜂蜜产量并提高质量。
王瑾为智能蜂巢的出现兴奋不已，因为这项产 出代表着Fab lab最重要的精神：开源硬件。
“智能蜂窝不是新光村(实验)团队原创，原是 西班牙巴塞罗那fab lab产出的蜂窝，他们以此为原型， 根据新光村当地蜂农的需求改造而成。”王瑾说。
相对于已深入人心的开源软件，公众对近几年 兴起的开源硬件相对陌生。其实二者原理相通，在 开源硬件社区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 硬件设计，也可以对已有的设计进行学习、修改、发 布、制作和销售。而全球各地的Fab Lab实验室的产 品累积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个跨越国界的、开源的 智能硬件库。
在新光村，王瑾还看到未来村庄的另一种可能， 艺术创新，比如老建筑修复。而NGO2.0 的另一个合 作伙伴，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的团队在浙江绍兴诸 暨店口镇所进行的一次创新，也令她有所启发。该团队在店口附近的村子里搜集了15套桌椅， 包括方桌和硬板凳，放置于市集上，请村民就民生 等问题进行提问。村民们用粉笔将自己的问题写在 每张桌子的四条板凳上，之后请来村官回应问题做 出承诺，并将其写在桌面上。最后村民描绘所有字 迹，刻入木桌，以留下永久见证。以上环节完成后， 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的团队还将所有字迹做成拓 片艺术品，对外展出。
“这不但是艺术，而且反映乡村政治生活的面 貌，它给了我很大启发，乡村的改变不仅仅是依赖技 术来改变，更重要的是突破思维的条框和束缚。” 王瑾说，“其实最理想的未来村庄，是一个技术和 人文相结合的实践。”
以上两家机构都已加入“未来村庄”项目，另外 王瑾还争取到了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基 金会的加入。在王瑾看来，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的 开源硬件，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的公共艺术，还 有UCCA 针对乡村儿童的思维导图的教育，“都很 棒。”她说，“很多人以为我随便去找一个模式，不 是的，价值观相同就会很快乐。”
但王瑾并未将“未来村庄”局限在四家机构之 内，她依然很重视公益圈里的“独行侠”,强调开源， “这些个人的力量也很重要，什么都机构化、公司化 了，我看也未必是贡献社会的唯一方式吧。”
这依然是她内心的价值观使然，反精英，多元 化，警惕自身的精英化。她曾写过一本书，批判“80 年代的精英文化”,“现在大家回忆起来，都在怀念 那个灿烂的80年代，可真是往读书人所憧憬的那个 方向走的话，纸上谈兵，未必走得通。1989年以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从 此进入扩大内需、大众消费的时代，从此知识分子 对文化的垄断被打破了，然后像王朔那样的作家起 来了，整个文化市场多元化了。对不对?”她说，“任 何多元化的东西我都赞成，任何垄断的东西我都反 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作为下一个十年的努力方向，王瑾对“未来村 庄”充满期待，“这样的实践不是狭隘的科技创新， 而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创新。”王瑾说，“通过但不 限于Hackathon 的形式，集结科技、能源、硬件、材 料、建筑、生物生态、设计、公共艺术等方面的创客 和研究者，参加者包括村民、高校老师、大学生跟 高中生、程序员、设计师、工程师、艺术家、公益人 等等，以协同设计的方式，共同实现‘未来村庄’的 美好愿景。”